- 李建盛;
哲学诠释学最重要的意识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此在性、历史性和有限性的意识,这种诠释学意识规定着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视域。文学的理解活动就是在效果历史意识的效果历史事件中展开的理解的此在性与有限性、历史性与开放性、语言性与思辨性的辩证运动,从而使文学的理解活动成为一种持续的对话过程和效果历史事件。
2015年03期 No.118 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8K] - 蒋继华;
"文学存在方式"主要是追问"文学怎样存在"的问题,比抽象地索解"文学是什么"要好得多。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从执拗于自身的纯粹语言、结构、形式领地到弥漫于一切非文学话语和文化文本之中,其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纯文学文本,而是关涉人文社科诸多领域的社会文化文本,即文学性文本。伴随文学性的蔓延,一切的历史叙事、哲学观念、神学故事都打上文学的语言情结,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存在方式。后理论视域中的文学存在应在规避传统现象/本质的二元思维模式基础上,着眼于实体性、整体性、关系性的构建。
2015年03期 No.118 9-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K] - 陈仲庚;
湘漓文化的自然环境依托于特有的"湘漓分派"之水和东西走向之山,人文环境则有山水凝成的哲学作底蕴和南北汇通的文化作源流。在这种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湘漓人特有的人格秉性,这就是莲花品质与松树风格。莲花是水性植物,但"中通外直",具有山之"仁"性;松树是山性植物,但"随处茁壮生长",却也具有水之"智"性。莲花品质与松树风格的结合,兼容山性与水性;再与湘漓人之人格秉性"情景合一"的人生实践结为整体,应该就是湘漓文化的基本特质。
2015年03期 No.118 13-16+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K] - 肖翠云;
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是文艺学和语言学共同介入的学术活动,它的形成与确立得益于两者的合力推动:文艺学界通过"为文艺正名"的方式,解除政治对文艺的束缚,探讨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并通过引进西方语言学批评,反思语言的性质,确立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语言学界通过"为语言正名"的方式,解除政治对语言的钳制,使语言回归正常的工具性能,并通过引进西方文化语言学理论,思考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确立语言的文化性。两者的协力合作使本体论语言观得以确立,使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促成了文学语言学批评在中国形成。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学界的贡献要大于语言学界,但语言学界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2015年03期 No.118 17-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K] - 胡艳;
消费社会的到来,个体通过"我消费故我在"获得更多的独立和自由,身体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以晚生代为代表的作家立足于个体自由伦理,以绝对个人化的写作消解了传统道德。然而,处在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以消费、交换为目的时代陷阱中,成为"一种最美丽的商品",带来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欲望写作和以观赏交换为目的的女性写作的话语分野。
2015年03期 No.118 24-27+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K] - 孙宗美;
形意之辨是邓以蛰艺术美学在研究思路和宏观架构上呈现的一大重要学术特点。这一特点既表现为"意境"阐释时形式(形质、形象)与"意境"关系的论析,又体现于书画艺术发展史上从"形"到"意"的发展趋势,更在诗画关系、南北宗辨析、中西方绘画对比中呈现出或"形"或"意"的偏重。在形意之辨的思路指引下,邓以蛰艺术美学研究往往从书画艺术的笔法分析切入,最终及于艺术效果,形成从技术到效果、从创作到鉴赏的完整理论体系。而构成这一研究视角和思路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源于中国传统的形意理论,另一方面则来自西方有关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美学思想,二者在邓以蛰的美学世界中互相交融、发明贯通,成就了具有现代特色的中国美学话语。
2015年03期 No.118 28-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K]
- 王婧之;
<正>2015年5月8日至10日,由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共同举办的"‘辞赋与中国文化’暨纪念马积高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红楼召开。来自省内外及港台的学者近7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代表们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角度,围绕赋论、赋体、辞赋作家作品题材、《历代辞赋总汇》的编纂出版与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对已故辞赋研究名家马积高先生表达了缅怀
2015年03期 No.118 33-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K] - 何新文;张家国;
对于《汉志》"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一说法,较为普遍的解释是指赋在传播形式上"不歌而诵"的特点。如马积高先生《赋史》认为这是关于赋体特征的"探本之论",指出"赋是一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但是,学界也有《汉志》此语之"赋"不是指赋体而是指"赋诗"的不同意见。本文从目录学的角度切入,即从《七略》《汉志》著录诗赋及其序论撰写体例方面进行探析,从而得出新的解释:(1)从诗、赋二体的著录而言,诗可歌可诵,赋则不歌而诵;(2)从《诗赋略序》及《七略》叙论撰写体例看,"不歌而诵"是界定赋体;(3)汉代诵读辞赋及汉赋创作的实际,是"不歌而诵谓之赋"观念形成的现实依据;(4)后代的解读已使"不歌而诵谓之赋"的本义由晦而显。总之,此说原意当是指赋具有"不歌而诵"的特点,而不是指所谓"赋诗"等。
2015年03期 No.118 35-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K] - 陈才智;
白居易赋影响深远,重要的表现就是后代文人的不断拟仿。笔者所见拟仿之作有24篇。上自宋元,下至满清,有古体,有律体,有骈体;有明拟白赋题目者,也有暗仿白赋语词或曲拟白赋结构者,还有翻案性质的反仿或逆仿,更多的是正拟,或拟词、或拟句、或拟调、或拟意;或貌异而心同,或貌同而心异。拟仿对象包括《汉高皇帝亲斩白蛇赋》《荷珠赋》《动静交相养赋》《敢谏鼓赋》等,而《赋赋》融创作和理论批评于一体,开创了以赋论赋的文学批评样式,拟摹者最多。拟仿可以成就经典,塑造经典。通过比勘拟仿之作与白赋文本的似与不似,可以体会拟仿者向前代经典致敬的各种方式。分析白赋拟仿之作的价值,应从创作与接受、作者与读者、继承与创新等多重视角考察其生成机制,才能作出公允的评判。
2015年03期 No.118 39-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K] - 刘竞飞;
清代官方的赋学理论,其基础结构,仍是建立于传统的诗赋互言模式之上。这种诗、赋理论相互阐明、相互干预的方式,有效避免了文化话语的断裂,但其显然并不仅仅是历史传统逻辑化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功能性运作,使得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得以调和,亦在整个社会文化层级之上,制造出一系列具有绝对意义的"御制"文本。清代的御制诗赋,通常具有很强的标题性,多义性基本被消除,作品的戏剧性逐渐被场景性所取代,技巧亦被高度纯化,这主要是因为受到社会层级与文化同构化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文本总体上可以独立于现实的权力关系之外,故其中亦可体现出一种"主体上的自由"。传统赋学中鼓吹的"以下讽(颂)上"或"润色鸿业"的功利性论调得到抑制,而道德性格以及知识喜好则逐渐蜕生为一种审美驱力,这再一次证明了在不同的文化层级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逻辑。
2015年03期 No.118 46-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K]
- 施旭升;
在时间的维度上,桐城派文化,不仅是属于既往的过去时,而且尚有一个现在时,属于一个活的生命体。桐城派文化固然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历史发展与沿革大致经历了由明清到民国乃至当今;其间虽有断续,其历史价值却是一线贯穿、绵延有序,并经过现代化转换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效资源和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生态学意义上,重建桐城派文化生态,成为当今传承和发展桐城派文化的关键所在。
2015年03期 No.118 50-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2K] - 刘天振;
论及文言小说之功能,学界所论主要集中于资治体、辅名教的实用功能,证经补史的学术功能,以及助谈笑、资闲暇的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而对其汇聚知识、博物多识的知识库功能鲜有关注。而这种认识又导致对文言小说文献资源的开发主要囿于文学、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其实,文言小说的"知识库"功能在古代学术史上是名至实归的: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自《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著录博物体著作及专业图书是一个通例;古代学界对"小说家类"作品"博识"功能认识的完全自觉与极力张扬发生于中晚明时期,体现于当时学者的论述、小说类书及小说丛书的编纂等多个方面。有鉴于此,我们对古代文言小说文献资源的开发就不能仅囿于人文、社科领域,还应拓展到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2015年03期 No.118 54-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2K] - 王京州;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征采了十位作家的本集,共涉及三百多篇作品,其中仅见于本集的篇目占了一半以上。其本集有足资为严可均征采者,多为唐宋以来旧本,而明人辑本则缺乏征采的价值。在征采本集时所做的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使严可均提出了唐以前旧集见存今世不足七家的著名论断。
2015年03期 No.118 62-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K] - 郭硕;
李白《永王东巡歌》中以"永嘉南渡"的历史记忆作为政治托寓的对象,暗寓了李白对唐王业依傍金陵的王气得以保存和中兴的期盼。从唐玄宗的安排与安史之乱的政治局势来分析,李白从两晋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政治判断是有其合理性的。历史发展的瞬息万变最终超出了李白的预计,永嘉南渡的历史也不再重演,从而让李白的政治选择无法被后人理解。
2015年03期 No.118 66-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6K] - 周录祥;
晚清著名诗人金和在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一直流寓各地,或主家塾,或参幕府,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除描述太平天国围城史实及揭露清军腐败的诗歌为人所熟知外,还有许多述写流离漂泊生活的诗篇,真切反映了乱世中文人辛酸的流寓生活、痛苦的思想转变以及诗人辛苦的抗争,同时直接或间接反映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展现了乱中社会各阶层的命运与生活,具有"诗史"般的价值。
2015年03期 No.118 71-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K]
- 张宏建;吴正锋;
沈从文文学评价长期以来曾存在重大的分歧。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空虚的作者"、"没有思想的作家",然而又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文体作家"、"艺术家的小说家";有人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粉红色作家"、"地主阶级弄臣",然而又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短篇小说之王";有人认为沈从文只能是"名家",也有人认为他非"大家"莫属,甚至有人提出了"沈从文传统",给予其极高的文学地位。沈从文文学评价的这种分歧有其重要原因,这是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及其批评家对于时代认识的差异、对于文学本质理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沈从文文学评价所使用的批评方法有异等原因造成的。
2015年03期 No.118 88-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K] - 唐伟;
畸形的爱与非常态的怕,在《雷雨》的诗性悲剧构成中起到一种结构性作用,依话剧的剧情发展来看,两相融合交织而成的爱—怕情结,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枢纽。爱、嫉妒、怕等三重情感的混合交织,让蘩漪最后沦为了一名有着"复杂人性、充满魅惑性的魔鬼"。当怕和爱的纠缠失控之后,作为人之根本性的"药"的宗教救赎也就成为可能。
2015年03期 No.118 93-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3K] - 戴莉;
"血债"是新英雄传奇故事的开端,也是革命的起点和新英雄传奇写作中"家—国"一体的拟血亲共同体建立的前提。"血债"这一传统叙事模式聚结了"家仇""国恨"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体系:"家仇"是革命的起因,而"国恨"除了是"家仇"的升华,也是现代民主国家"家—国"想象的重要内容。新英雄传奇改造了古典传奇的"报仇"模式,在"家仇"到"国恨"的转化过程中,将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同时进行,将个体行为转化为集体行为,"家庭叙事"转化为"国家叙事",以传统宗法制社会下的"家—国"一体制观念为基石,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家—国"一体制。
2015年03期 No.118 97-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K] - 孟丹青;
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张爱玲作品中的"怨女"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怨女产生的根源是男权中心社会长期压抑的结果。张爱玲塑造的"怨女"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怨女》中"银娣"的不幸既是宗法制度与人性之恶合力扭杀的结果,更有其自身"性别史"上的根因。妇女解放不仅需要社会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只有当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独立之际,怨女才会消失。
2015年03期 No.118 102-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2K]
- 王再兴;
迄今为止,有关浩然的研究仍然基本集中在他的命运和行止上,而不是集中在他的作品与文学思潮、社会历史之间互文关系的具体分析上。这是很不够的。以《艳阳天》为例,萧长春这样的"新英雄人物",不仅确实存在着许多内涵上的暧昧,并且也的确逊色于原型人物的丰富品质。1963至1965年大规模出现的"新英雄人物",与以前跃进时期的"新人"和现实主义深化时期的"中间人物"之间,其实已经有了刻意的区别。《艳阳天》里的农民生活,实际上体现了另一种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纠结关系。这一切,与浩然本人对历史的特殊理解和"改造"颇有关系。小说实际上隐喻着,作家可能遭遇了严峻的阐释困境。这些正是浩然的问题,也是当年集体主义文学的严重问题。
2015年03期 No.118 106-112+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 王蓉;
残雪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她对新实验小说的执著,对人物精神突围与灵魂裂变的追求,对自我审视与自我反省的推崇等与众不同。《新世纪爱情故事》名为"爱情故事",但它不是反映现实爱情,不讲述感动人心的爱情故事,也无心揭露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下的物化情爱,而是开掘一种内心渴望,张扬普通人的生命强力和自由意志。以此岸爱情为表象手段,以彼岸意志超越和灵魂永生为指向,凸显人性深处的潜意识,展现黑暗地狱中的灵魂旅行。然而,这种反传统形式、内容和期待视野的小说,将文学哲学化的写作,因缺乏深厚的本土基因支持与普遍性的现代读者接受,难免会走向孤独和执迷,走向自我沉醉。
2015年03期 No.118 113-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K] - 熊权;
作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陈应松毫不例外地热衷书写苦难。但是,他通过建构一个充满想象的信仰空间,避免了沉溺苦难、展览苦难的流弊。援引信仰从而突围苦难,是"神农架系列"大获好评的关键。这种建立超越维度、对话现实批判的方法,对于当今深陷"苦大仇深"的底层文学是一种拓展。
2015年03期 No.118 119-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K]